近日，人民银行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和金融市场现代化》的演讲，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这一论断，对把握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长久以来，信贷规模扩张既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机制，也是银行经营考核的重要标尺，客观上强化了整个行业"做大"的行为惯性。"降速提质"所释放的信号，不仅意味着货币政策传导框架的调整，更预示着监管重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与价格指标——这对于银行业发展战略而言，是方向性的根本转变。

从数据上看，截止目前，银行业总资产接近47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突破450万亿元——中国金融扩张的数量边界已经触及，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堆砌信用，既无现实基础，也无实际必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潘行长在演讲中专门点出了贷款存量中的结构性问题：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虽仍然偏高，但已进入系统性收缩通道，"这一块不仅不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其他贷款增量须先填补这一缺口，方能形成净增。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整体信贷增速的趋势性下行，既是金融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转型阶段的内在要求。

此外，金融结构的拐点也正在悄然形成：2025年社会融资增量中，债券与股票融资合计占比首次超过贷款，达到47%，贷款占比降至45%。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逆转。贷款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压倒性主导，走向与直接融资并驾齐驱——这一转变，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重塑。

上述背景意味着 ，银行业在过去三十年中赖以运行的信贷扩张逻辑，正在遭遇根本性的冲击与改变。对整个行业而言，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拐点。 一、金融结构变迁：三重驱动，一个方向 理解"降速提质"，不能停留在货币政策的表层，必须深入到推动中国金融结构演变的底层逻辑之中。潘行长所描述的金融结构变迁，是三重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重力量：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过去的信贷高速扩张，高度依赖两大支柱——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类需求具有天然的信贷密集型特征：资本投入巨大、抵押物充足、项目周期长，与银行中长期贷款的产品逻辑高度契合。随着房地产市场系统性调整深化，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纳入严格管控，这两类贷款需求不仅增速大幅放缓，存量部分正在主动压降。潘行长明确指出，房地产和城投平台贷款占比虽仍偏高，但已进入收缩通道，"这一块不仅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新增贷款须先填补这一结构性缺口，方能形成净扩张。与此同时，承接新动能的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产业，资产形态轻、融资需求多元，对银行信贷的天然依赖度远低于传统产业。增量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是贷款增速趋势性下行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力量：企业资产形态的转型。工业化时代的主导资产是土地、厂房、设备——有形、可评估、可抵押，与银行信贷逻辑天然适配。新经济时代的核心资产是技术、数据、品牌、人才——无形、难以量化、抵押价值模糊。银行面临的不只是审批技术层面的挑战，而是商业模式与产业形态之间更深层的张力：如何对"轻资产、重创新"的新型主体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与风险定价，是整个银行业尚未系统性解决的核心命题。资产形态的变迁，从供给侧压缩了信贷工具的适用空间。 第三重力量：存量资产效率问题的凸显。潘行长特别强调，"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判断意味着，从政策视角来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必然等同于信贷总量的持续扩张，更应体现为资金使用效率的实质提升。过去信贷高速投放的历史遗留，是大量资金沉淀于低效领域，周转率低、乘数效应弱。化解这些存量的低效积淀，与新增信贷一样，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路径。这一判断，从政策层面为银行"做结构"而非"做总量"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定位。

三重力量相互叠加，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银行业已进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折期。这不是外部施加的约束，而是经济结构演化的内生要求。 二、传统"做大"模式的失效：结构性困境全面显现 在经济高速扩张阶段，“规模扩张”——"做大"作为银行经营的主导逻辑，有其内在合理性：信贷需求旺盛，资产质量有高增长托底，规模扩张与盈利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然而，随着宏观环境的深刻转变，这一逻辑的结构性缺陷正在各类型银行中全面显现。 净息差的持续压缩，动摇了"以量补价"的基础。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贷款端定价中枢不断下移，各类银行净息差均已跌入历史低位。在如此薄的利差水平下，依靠规模扩张来弥补收益损失，代价愈发高昂——每新增一笔贷款，必须消耗资本，占用拨备，承担运营成本，而贡献的利差收益却在持续萎缩。大型银行尚可凭借低成本资金和综合服务收费维持相对稳健的盈利基础，但规模增长的边际收益递减，是整个行业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 优质资产稀缺，市场竞争向内卷化方向演进。在经济动能切换期，符合银行传统风险偏好的优质客户数量本已有限，而各类型机构却在同一赛道上不断加码。大型银行持续下沉，中小企业贷款和县域普惠金融已成其重要战略领域；股份制银行争夺核心城市的优质企业和零售高净值客户；区域银行则在本地空间受压的情况下寻求跨区域突破。供给远超需求的竞争态势，推动贷款利率一路下行，银行的议价能力持续弱化。规模竞争的加剧，加速了整个行业的盈利侵蚀。 风险积累的历史遗留，进入集中暴露期。过去若干年高速扩张中对房地产集中度的容忍、对城投敞口的依赖，以及零售贷款通过互联网渠道在风控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规模增长所留下的隐患，正逐步进入不良暴露的集中期。资产质量压力、拨备消耗加速与资本充足率下行三重压力叠加，对银行体系的盈利可持续性形成系统性侵蚀。这一风险的形成机理，根植于"做大"逻辑下对风险边界的持续突破。 资本约束趋紧，内外源补充渠道双双承压。信贷扩张高度消耗资本，而盈利能力的持续下滑削弱了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外源补充渠道则受制于市场条件和监管要求，空间十分有限。资本消耗速度快于补充速度，持续扩张的物质基础正在动摇。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持续强化要求，进一步压缩了依靠杠杆推动规模增长的操作空间。

上述四重困境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负向链条：规模扩张消耗资本→盈利摊薄难以有效补充→风险积累加速暴露→资产质量恶化再度侵蚀盈利→资本进一步承压。这一循环，仅凭规模增量无法破解，只有从根本上转换发展逻辑，方能走出困境。 三、"做好"的内核：价值逻辑的系统性重建 "做好"不是"做大"的简单否定，也不是保守收缩、以不作为规避风险，而是银行核心竞争逻辑的系统性升级。"好"的内涵，至少包含以下四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一是资产质量的真实改善，而非账面掩盖。资产质量不良，是历史上"做大"逻辑最直接的代价之一。真正的"做好"，要求建立前瞻性的风险管理体系：从信贷准入阶段就做到有效的风险甄别，对行业集中度、客户结构和风险偏好实施动态主动管理，而非在不良暴露后被动应对。近年监管部门推动的不良资产真实认定、拨备覆盖率动态调整等系列要求，其核心指向，正是这一价值标准的落实。 二是盈利结构的可持续性，而非短期套利。真正稳健的盈利，来自对客户的持续深度服务，而非对息差红利的阶段性套取，也不是对特定市场机会的一次性把握。推动非息收入占比的实质提升——从托管、结算、理财、投行等综合化服务中获取稳定的手续费收入——是降低对利差的单一依赖、提升盈利韧性的关键。这需要客户基础的长期积累，而非短期规模扩张所能快速实现。 三是客户关系的深度与不可替代性。好的银行，不是以最低利率博取市场份额的银行，而是深度嵌入客户业务场景、充分理解客户真实需求的银行。能否在利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然保有客户忠诚度，是衡量客户关系质量的真实标准。这种服务深度，来自长期的行业积累、本地生态的深度耕耘和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的持续提供，是真正构成竞争壁垒的核心能力。 四是在新兴领域的系统性服务能力建设。"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既是监管政策的导向，也是经济结构转型期内能够获取优质增量资产的战略通道。在这些领域建立差异化、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能力，需要专属的客户认知积累、定制化的产品体系设计和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工具，是"做好"战略在资产端的落地抓手。

这四个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银行的竞争优势，不再来自规模本身，而来自服务能力的深度、客户关系的粘性和风险管理的专业性。这是一种更难建立、但一旦建立就更难被复制的竞争壁垒。 四、转型路径：从战略共识到系统落地 战略方向固然清晰，但从"做大"转向"做好"，在实践层面涉及多个相互依存的系统性调整，任何一个环节的滞后，都可能使转型流于表面。 首先是考核机制的重塑。"做大"时代沉淀的考核惯性——以资产增速、贷款规模和市场份额为核心指标——是内部转型阻力的制度性根源。若激励机制不随战略方向同步调整，"做好"的战略意图就会在执行层面被"做大"的行为惯性所持续消解。将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客户价值贡献度和资产质量的动态变化纳入核心考核体系，是推动转型真正落地的组织保障，也是各类银行机构在改革层面最需突破的内部约束。 其次是客户战略的精准聚焦。贷款总量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客户结构的选择将从根本上决定银行资产组合的未来质地。围绕新兴产业链、科技型中小企业、绿色转型主体和优质消费群体，提供涵盖信贷、结算、财富管理和顾问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是在客户端建立价值黏性的核心路径。不同类型银行的目标客群各有侧重，但从客户关系的广度转向深度，是共同的方向。 再次是负债结构的主动优化。在净息差持续承压的环境下，负债成本管控是维护盈利空间的关键变量。结算性低成本存款的比重提升，取决于代发工资、供应链结算、现金管理等黏性服务能力的建设深度。这类产品不仅直接降低资金成本，更在客户关系层面形成稳定的资金沉淀，是负债管理与客户战略相互促进的重要交汇点。 此外是数字化能力向信贷本质的渗透。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不在于技术投入本身，而在于能否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一银行业的核心摩擦。对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科创企业的普惠信贷，需要基于替代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风险识别能力，才能在没有充分抵押物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定价和风险管理。数字化若能真正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扩展可触达的优质客户边界，才是对"做好"战略的实质性赋能。 最后是善用政策工具，放大转型杠杆。"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日趋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支持、监管资本的差异化安排、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风险容忍政策——这些工具为银行在新兴领域加速布局提供了实质性的成本优势。主动对接政策资源，不是简单的政策套利，而是在转型关键期降低探索成本、加快能力积累的合理策略。 六、监管理念的同步转型：破除内卷的制度前提 从实践来看，银行业转型能否真正完成，不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战略选择，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导向的同步调整。这一维度，是理解潘行长演讲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在传统的数量调控框架下，信贷规模扩张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存在高度绑定。贷款总量增速被视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直接标尺，监管层对社融、贷款余额增速高度关注，在客观上也强化了银行追求规模的制度性激励。考核压力自上而下传导，使得"冲规模"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银行经营的理性选择，即便管理层清楚地知道增量资产质量正在边际恶化。

央行行长明确提出信贷"降速提质"，意味着监管当局开始将贷款质量、定价合理性和结构适配性——而非信贷总量增速——作为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的核心维度。这不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技术性（从数量传到转向价格传导）改变，更是监管理念的方向性转型：政策层面对信贷增速的执念若能真正松绑，银行将在考核压力上获得实质性的松弛空间，从而有条件在内部重新权衡速度与质量、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平衡。

这一转变对银行业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有助于破除价格内卷的恶性循环。过去信贷规模竞争驱动下，利率的非理性下行，在相当程度上是多方力量共同压低的结果：商业银行为抢夺客户主动压价，部分政策层面的规模诉求也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一趋势。净息差的持续收窄，不完全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中包含了制度性扭曲的成分。当监管导向明确转向质量与价格合理性时，贷款定价的底部逻辑将随之改变——银行不再需要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维持规模，信贷市场的定价秩序有望逐步重建。这对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修复，具有深远的结构性意义。 其二，有助于遏制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做大"逻辑下的规模竞争，天然具有向风险边际推进的倾向：优质客户被瓜分殆尽后，部分机构被迫向风险容忍度更低的次优客户延伸，以维持增速。监管若持续以规模指标施压，这一冒进倾向便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转向质量导向的监管框架，意味着银行宁可放慢增速，也无需为填补规模缺口而降低风险标准。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这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积聚的重要制度条件。

当然，监管理念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量化考核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货币政策调控也仍然需要信贷增速作为重要的参考变量。但方向的改变，已具有实质意义。对银行业而言，读懂这一信号、提前布局，是战略响应的起点。